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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調解理念的現代價值

发布时间:2019-04-22 14:53:42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群衆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矛盾糾紛以訴訟的形式進入法院,形成了數量多發、主體多元、訴求多樣的顯著特點。司法判決作爲法院處理案件的主要手段,其剛性、強制性往往難以使雙方滿意,爲使敗訴當事人服判息訴,法院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判後答疑、釋法明理工作,並一定程度上存在破解執行難問題。而調解作爲一種糾紛解決方式,能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以平和的方式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體現了我國長期以來“和爲貴”的價值追求和糾紛解決藝術。新時期的調解制度,既不是傳統解紛方式的簡單延續,也不是對西方ADR潮流的模仿照搬。它建立在我國社會和法治發展的實際需要之上,將中國崇尚和諧的傳統與當今世界追求協商共贏的文化融會貫通,與綜合治理工作一脈相承,構成了極富中國特色的制度優勢。其目標是形成民間、行政、司法機制並存,訴訟與非訴訟程序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程序、制度體系和相應的解紛文化。

    調解理念曆久彌新

    調解作爲一種與官方司法裁判並存的社會矛盾化解方式,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傳統和堅實的社會基礎,獲得了民衆廣泛的心理認同,直到今天仍有深刻影響。它與儒家追求“無訟”,強調“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等傳統文化價值相一致。孔子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意思是說,斷獄審案我和其他人一樣,但我不僅是斷獄審案,更要使社會沒有訟爭。因此,在著力維護中央集權和宗法家長制的社會背景下,傳統社會追求無訟的價值理念,強調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發展形成了各種調解制度。

    在我國古代的文獻典籍中,並沒有關于“調解制度”的直接表述和記載,但在堯舜時期就出現了調解制度的萌芽,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中就有相關記載。學界普遍認爲,雖然中國古代調解制度長期廣泛存在,但直到元代才正式入律並具有文本法律的意義。元代《通制條格》中的“理民”條規定:“諸論訴婚姻、家財、債負,若不系違法重事,並聽社長以理喻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當然,調解制度的非法律文本化,並不意味著調解的功能弱化或淡化,因爲在中國古代社會,調解制度更多屬于“禮治教化”的範疇。與其說調解是一種法律制度規範,不如說是社會普遍認可的一種“習慣法”。國家對這種“習慣法”不僅默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大力支持。傳統社會的調解是在矛盾糾紛發生後,由第三方主持,根據禮制習俗文化和社會道德規範進行勸解,促使矛盾糾紛當事人協商解決爭端,維護家族、社會的和諧穩定。調解的形式有官府調解、官批民調、民間調解等,其範圍雖僅限于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但均貫穿了“息訟”“德化”以及“和諧”等原則與精神,體現了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最高價值取向。

    正是因爲調解有強大的理論體系和社會觀念作基石,故能踏入主流文化之列,成爲一種長久的文化傳統。因爲追求無訟,“息訟”就成了地方官治理一方的要務。地方官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發出安民告示,告誡民衆不要爲了一些細故輕易到官府打官司。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李漁作《資政新書》,記載了江甯地方官俞硯如到管轄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示“勸民息訟”。告示言:“茲本縣下車伊始,職在親民,要知親民吃緊關頭,亦即在使民無訟。”又如顧炎武的《日知錄》中“鄉亭之職”的主要職責就是調解。如果這些小官人人都盡職盡責,社會的治理就可以達到“口算平均、義興訟息”的地步。在論證到明代鄉亭時,顧炎武也充分肯定了申明亭以及鄉裏老人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通過梳理調解制度發展的曆史脈絡可以發現,傳統中國社會對糾紛解決的理念主要是:第一,古人也認爲在日常生活中,糾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訴訟則應該是謹慎的。第二,解決糾紛的最好方法不是打官司,而是“以理”調處。訴訟是不得已而采用的糾紛解決方式。第三,清官難斷家務事,在事實無法弄清的情況下,糾紛的解決應該力求不傷及爭訟的任何一方。在和諧思想的支配下,親人鄰裏的糾紛一旦訴訟到公堂,官員也常常會采用拖延的方法,使當事人能夠冷靜下來,另尋解決的途徑。

    調解理念促進社會治理

    我國的法律近代化發端于對西方的學習和效仿,這種效仿並不是由于中國社會自身出現了建立近現代法治的需要,更多的是因爲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打破了傳統中國自給自足、閉關鎖國的經濟形態,而被動地開始“變法修律”。有學者將法制現代化分爲兩種類型,即“內源的法制現代化”和“外源的法治現代化”。中國屬于後者,即“在一國內部社會需求軟弱或不足的情況下,由于外來因素的沖擊和強大壓力,而被迫對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所實行的突破性的改革”。因此,中國傳統固有的多元糾紛解決價值理念和強調情理法相結合的思維方式構成了我國現代法治建設的基本文化背景。這種價值理念、思維方式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指向是一致的,只能在傳承的基礎上改革創新,而不能與之脫離、割裂,否則法治建設將成爲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傳統糾紛解決理念與現代社會追求和諧是一致的。從人類社會産生開始,社會矛盾糾紛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國家産生前,社會矛盾糾紛解決主要依靠私力救濟和部落、家族內部權威第三方解決。國家産生後,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特別是刑事案件的司法權已經收歸國家所專有。在法律制度上,個人不得通過自力救濟解決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則在司法審判之外,存在調解等多種解決方式。用簡單、便捷、經濟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不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追求,也是人類社會普遍的需求。傳統中國的調解制度之所以能夠從古至今長盛不衰,並不僅僅是依靠不同時代法律條文的規定和完善,也不僅僅是因爲它簡單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人類社會追求“和諧”的核心價值理念。通過不同的手段、方法、制度來化解矛盾糾紛,實現社會和諧,對人類社會具有普遍意義。與判決、仲裁等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相比,調解具有簡便快捷、成本低廉、意志自由、非對抗性、私密性強等特點,可以實現案結事了人和。在效果上,實現“官了、民了、案了、事了”,既解開當事人之間的“法結”,又解開他們之間的“心結”。在資源上,實現民間法和國家法的互動和整合,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還借力了法外資源。正是因爲傳統糾紛解決理念的存在,調解制度在現代中國社會的糾紛解決中仍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統糾紛解決理念與現代社會追求效率是一致的。現代商業社會不同于傳統農業社會,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互聯網高度發達,追求效率成爲現代社會的普遍願望。而傳統的糾紛解決理念恰好爲化解矛盾的同時追求效率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路徑選擇。通過多元化解能夠提高矛盾的化解效率,修複受損的社會關系。衆所周知,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絕非唯一的防線。社會矛盾的化解不能理解爲司法解決的“單行道”,而應建設成爲司法、仲裁、調解等方式的多車道。當前,司法資源有限,各級法院案多人少矛盾較爲突出,在此情況下,如果社會矛盾都要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一方面增加了司法的壓力,另一方面更增加了當事人自身的訴累。一個案件從立案審查,到開庭審理,作出一審判決,當事人上訴,再到二審判決後最終生效,存在周期長、程序多、成本高的問題。這很可能導致當事人因複雜的訴訟程序喪失商業機會而贻誤效率,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在很多民衆的法律意識中,對簿公堂是“撕破臉面”的事情,雙方成爲原、被告,往往意味著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即使矛盾最終化解,原有的社會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破壞,甚至是難以修複的,在涉及婚姻家庭、分家析産、鄰裏糾紛的案件中尤其如此。而調解則不然,通過調解,家人、鄰裏之間存在的嫌隙可能得以化解。很多地方的調解室懸挂著“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牌匾,它昭示著在調解中家庭倫理和睦鄰友好的情理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傳統調解理念在提高矛盾化解效率的同時,也能提升其社會效果,教育其他社會成員,爲未來行爲做出一定程度的預判和指引。

    (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文章出處:中國法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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